幸福治理道德嫌疑犯

2013-05-23【台灣立報/sina新浪新聞】

■Fran T. Y. Wu
黃主編的《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》其實是2012年6月中央大學性/別研究室的同名研討會論文與討論紀實文集，此外再另行收錄黃道明的〈紅絲帶主流化：台灣愛滋NGO防治文化與性治理〉，附錄且收錄台灣愛滋大事記和相關法律條文，對想要瞭解議題的讀者來說相當方便參照。

性/別研究室這幾年持續關注某些NGOs是如何在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下與國家治理合謀，對於我們在思考公民社會與國家治理間的關係，無論是合作、折衝，都相當重要。特別對於被視為偏差的性少數、酷兒來說，理解並辨識這個愈見性道德化的社會是如何窄縮而成，以及其中的治理技術與操作邏輯，更是重要的運動知能。

眾所周知，2010年左右，疾管局委託民間團體在北、中、南分別設立了三個同志健康中心：「風城部屋」、「彩虹天堂」（後更名為「台中基地」）和「陽光酷兒中心」，隨後又在2012在西門町和新北市增設了兩個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。這些「同志健康中心」其實主要都是在提供愛滋與性病的匿名篩檢，企圖透過友善同志的包裝，降低同志對愛滋篩檢的擔憂與戒心。

當時同志社群對此也難免有過一番議論，黃則清楚地分析出：「這些健康中心的出現，標誌了一個新的『性治理』模式的轉移，那就是這個由國家主導、NGO所中介的新同志健康文化，正藉著自我健康管理的技術，來責任化同志個體，使之與轟趴者與愛滋感染者這類的偏差者有所區隔，而這套文化和技術所召換的，是一個具主流平權意識的好同志主體。」

確然，這些健康中心如同雨後春筍般的出現，必須和疾管局近年來的「全民篩檢文化」連同起來檢視。例如2009年的「全民篩檢週」和2012年的「627全民篩檢日」，在全民篩檢政策的邏輯下，「驗愛滋」變成了「（同志）好公民」的「自清」手段。但問題是，「如果愛滋只是一個自我健康管理的好同志公民的責任，環繞於愛滋的文化政治就永遠只會被化約為個人操守問題」。

換句話說，黃道明很清楚地點出，當防治對象從「危險性行為」被偷渡、轉移成「危險（不安全）性對象」時，舉凡性工作者、嫖妓者、毒品施打者、同性戀者，甚至血友病患者、外籍勞工及與感染者有性接觸者，就會全都被劃入這份「他者」或「道德嫌疑犯」的名單之中，進而，當問題被化約成個人操守問題，性道德主義自然就進場了。

例如，他特別點名「紅絲帶基金會」的ABC安全性行為準則是「以開放自主外衣包裹的單一伴侶性道德」，也就是在此，「驗愛滋」又和「慎選性伴侶」及「忠誠」連結，如此不但強化高危險族群範疇、把防治HIV傳染的責任全歸給感染者，更大的麻煩是，愛滋治理接合了晚近正在推動的婚姻平權運動。

相信大家都還記憶猶新，紅絲帶基金會在2012年的「627全民篩檢日」，巧妙地將「同志驕傲月」置換成「同志幸福月」，記者會上找來公開結婚的同志伴侶陳敬學、阿瑋和詩人陳克華公佈一份問卷調查結果，「聲稱八成四同志渴望單一伴侶關係」，並且「超過八成希望能在法律下保障結婚」，由紅絲帶充滿玄機的問卷調查打頭陣，果然疾管局副局長施文儀隨後就在臉書發表「同志婚姻有益愛滋防治」的謬論。

黃的論述邏輯與語言、甚至指認的思維方式，酷兒或關心性別議題的讀者都不會陌生。當然，整體而言，其所指認出來這種半官半民的NGO組織「淡化」了現行列管制度的威權性或威權制度，甚至，愛滋的「去污名化」與「正常化」接合上新道德主義（neo-moralism）的治理邏輯，及其中體現的「新自由主義下的『正典同志樣態』（homo-normativity）」，或召換羞恥、呼籲「污名是平權運動的必要提醒」……等等，都仍是很好也很重要的提醒。只是，在這些提醒之後呢？我由衷地期待性/別研究室帶給台灣社會更多的其它。

書名：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
主編：黃道明
出版：國立中央大學性／別研究室 2012／11
資料來源：http://news.sina.com.tw/article/20130523/9671745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