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IDS2022：疫情之下公民參與之重要性

文／范志新 實習生（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）

 

MALAYSIAN AIDS COUNCIL主管兼經理 Anushiya Karunanithy 表示，由於COVID-19與HIV似乎有交互作用，愛滋感染者的COVID-19死亡率比非感染者來的高30%。同時因為COVID-19疫情顯著地破壞了公衛體系的服務工作，導致愛滋疫情的防治工作要達到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(UNAIDS)所設立之95-95-95新目標變得尤為困難。

MALAYSIAN AIDS COUNCIL主管兼經理 Anushiya Karunanithy

 

Corporación Kimirina 專員Christian Acosta以其組織所在地厄瓜多為例，COVID-19疫情造成南美洲醫療崩潰，不少民眾因無法接收適當的醫療而去世。而封城期間所導致的地域切割，也導致弱勢民眾們處在危險的處境，如愛滋感染者面臨更高傳染率、死亡率、以及無法繼續獲得愛滋相關治療的風險。Kimirina組織於是向該國的衛生單位提供多項建議，包含完善遠距醫療、設立PrEP運送制度與提供食物援助給需要的人民。

Acosta說明另一項厄瓜多面對的危機是來自委內瑞拉的移民潮。目前約已經有50萬難民從委內瑞拉進入到厄瓜多境內，預計年底將到達100萬。這對於人口數只有1800萬的厄瓜多來說是不小的負擔。Kimirina組織主持一個位於美洲的AIDS組織聯盟，致力於解決地區性的HIV與其他健康問題。Acosta表示，這樣跨國的民間組織聯盟，是實時性解決各種問題的唯一辦法。

ALCS，摩洛哥最大的愛滋對抗組織之主管兼經理 Naoual Laaziz則介紹該組織ALCS。ALCS是摩洛哥的民間組織，其主要辦理項目為對抗愛滋與病毒性肝炎，同時也是摩洛哥衛生單位對抗愛滋的主要合作夥伴。組織之目標人群為感染愛滋的關鍵族群，包含性工作者、從事男男間性性行為者、外籍移民與藥癮者。Laaziz說明，ALCS第一線工作人員都有足夠的訓練與防護裝備，以面對COVID-19的干擾與影響；同時，ALCS即便在封城期間，都依然維持提供服務，以給予愛滋感染者與有HIV感染風險的人群，提供治療與正確衛教知識；此外，該組織透過成立線上交流平台，用來提供持續不間斷的正確知識與訊息，此舉在闢謠與破解假新聞上立下大功。

Laaziz最後表示，此波COVID-19疫情下，恰好證明了民間團體與專家，是有益於整個健康照顧體系。在各類疫情發生時，政府應與民間團體合作，才能事半功倍，達成雙贏的局面。

ARAS – The Romanian Association Against-AIDS主管兼經理 Maria Georgescu則介紹羅馬尼亞的情況。由於COVID-19肆虐導致歐洲各國失業率上升，連帶影響羅馬尼亞這個靠出口勞力為經濟命脈的國家。約2,000萬人口的羅馬尼亞面臨著100萬人數的返國潮，除了因此帶來COVID-19病毒傳播鏈以外，更帶來當地名眾對於歸國者的歧視與汙名。

至於愛滋感染者的處境，Georgescu表示羅馬尼亞雖沒有官方的統計資料，但民間團體統計指出歸國者的愛滋盛行率遠高於本地人；加上國內正忙碌著處裡大量COVID-19病患，造成愛滋感染者的就醫空間與諮詢空間受到嚴重的排擠。更嚴重的是，若不是在疫情前就已經有病史紀錄的HIV患者，如新確診者與移民，將無法得到HIV的健康照護與治療。政府與醫院則因把全部心力都用在協助COVID-19病患身上，導致嚴重縮減其他疾病的服務，愛滋病毒感染就是其一。

The Romanian Association Against-AIDS（簡稱ARAS）對抗愛滋疫情已經有30年的經驗；在COVID-19期間也持續提供快篩試劑、藥品與疫苗給關鍵族群，以補足政府組織與醫院的不足；同時也與其他友團合作，在COVID-19封城期間提供關鍵弱勢族群到府醫療服務。由於意外了解大量愛滋感染者的心理需求，日前也組織大量志願者以服務有需求的對象。

Georgescu最後總結目前遇到的困難有二：一是羅馬尼亞本身醫療系統不夠完善與完備，本身就需要更多設備與人力；二是政府政策未能考慮愛滋感染者族群，而導致愛滋相關議題沒有政府與醫院的支持與支援，只剩下民間團體苦苦支撐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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