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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要叫我瑪麗亞,請叫我的名字

2019.06.06

    

 圖片來源:遠見雜誌數位專輯

1989年10月,堪稱是台灣的移工元年。當時從東南亞引進第一批3000名的外勞,到今年剛好滿30周年,在台總人數已暴增至70.4萬人。進入1990年代,不僅移工愈來愈多,台灣的跨國婚姻也快速增加。2003年時,新住民達到最高峰,每3.1對新人就有一位(含大陸港澳配偶、外籍配偶),累計至今已有54.5萬人。 至於,由新住民生下的新二代、所謂的新台灣之子,政府從1998年才開始統計,累計至今已超過42萬人,若含之前出生的,早已超過50萬。保守估計,在台移工、新住民與新二代突破175萬大關,已是台灣原住民(56萬6565人)的3倍,這股力量已不容小覷。

 

每到週末假日,台北市中山北路上的聖多福天主堂,就湧入大批前來禮拜的菲律賓移工。以教堂為起點到農安街一帶,也逐漸發展成東南亞的的異國商圈。誠如聖多福天主堂神父賴南柯所言,「台灣與移工早已密不可分」,如果沒有他們,很難想像台灣能否正常運作。 移工填補了大量3D(骯髒dirty、危險dangerous、辛苦difficult)的勞力缺口、家庭看護工則擔負龐大的銀髮族照護責任;而新住民生兒育女,也為社會注入新的生命力,2003年幾乎每七個新生兒就有一個新二代。

台北中山北路聖多福天主堂附近,有不少菲律賓商店,大批移工做禮拜結束便在此處消費。。

然而,30年過去了,移工身上的「標籤」,始終撕不下來。還是有台灣民眾認為,他們是來搶台灣人的工作,甚至不時傳出移工被雇主不公平對待的案例。 

為關懷外勞與外配權益而成立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,自1999年成立以來,就經常被迫搬家。他們曾因住戶禁止移工進出而搬家。搬到一棟大廈後,有鄰居不時用力碰碰碰撞門,樓上住戶也故意敲打地磚干擾上班,只好又遷離。 八年前,協會搬到一棟巷弄內的老舊公寓一樓,住戶不僅跟屋主抱怨,連移工在室內練習表演也被抱怨「干擾我們的生活」。甚至聖誕節時,協會帶移工到公園切蛋糕慶祝,也被附近住戶檢舉太喧鬧,報警來驅趕。

由於台灣僅開放泰、菲、印、越、馬等國移工,民眾很自然將其連結上東南亞「相對貧窮、落後、髒亂、低教育水平」的印象。這種標籤也複製在來自同樣地區的外配身上。

買賣本質不變,八成跨國婚姻仍靠仲介

15年前,外籍新娘(不含大陸港澳配偶)在離島的媽祖廟前被公開「販賣」,當時仲介業者還掛保證「處女一年保固期」,隨即引起社會譁然。這種作法讓人權團體痛批,下次是否要到夜市標售,這和拍賣豬肉有何兩樣?後來,政府輔導業者轉為婚姻媒合協會,廣告字眼不再赤裸裸,但經營方式沒變,僅從線下轉為線上。

「買賣新娘本質沒有變,目前八成以上跨國婚姻還是靠仲介,」一位代辦結婚手續的業者說,行情在25至30萬台幣間。 長期受到「買賣新娘」影響,以及台灣有八成六的外配來自東南亞的關係,民眾很難從外表分辨到底是移工還是新住民,很習慣用「guā-lô」(外勞的台語)來統稱他們。多年下來,即便說者無意,但「guā-lô」這個名稱已被影射成不對等的階級印象。

民眾至今還用「買」這個字,對外配的看法就會有偏頗。「我花錢買妳,所以妳照顧公婆、做家事都是應該的。」

 

身分總惹嘲笑,新二代認同陷入掙扎

今年6月從東吳大學政治系畢業的劉千萍是新二代,從小在彰化長大的她不可置信地說:連年輕人都對外配有偏見。她班上男同學曾互開玩笑,「你如果一直單身下去,乾脆去越南買一個啦。」有一次,她在臉書轉貼新聞「新南向後,外籍人士來台賣淫數攀高峰」。就有同學留言:這是事實啦,她們本來就是來「賺」的,我去東南亞觀光時,她們很多都從事這種行業啊。
 

新二代劉千萍透過對生命的省思,從懷疑自我逐漸建立自信。

然而,加諸在東南亞移工、外配身上的標籤,甚至還「遺傳」到新二代,導致他們不敢說出生母是誰?甚至刻意隱藏身分。多數東南亞的新二代被認為來自清寒、弱勢家庭,學習能力差且課業不佳。如果成績優異,也很容易遭質疑。今年甄選上台大社會系的林宗洧表現突出,每當人家知道他的身分時,總會很驚訝:你是新二代喔,怎麼這麼厲害啊!也有其他新二代考第一名時,被師長懷疑是不是作弊?

新二代普遍不想表露身分,多數都經歷同樣的成長過程:不讓媽媽帶便當、送東西到學校,「不管媽媽打扮多漂亮,一看就知道是印尼新娘,」一位高三學生說,我不想讓同學嘲笑,如果被發現甚至會說謊 「她是我家幫傭」。

 

「瑪麗亞變老師」,韓國瑜踩歧視紅線

台灣社會對在台東南亞人的偏見,連賴南柯神父都感同身受。常有人問他在做什麼?當他回答「神父」時,多數會露出不可置信的眼神。「台灣人根深蒂固認為,在台的菲律賓人不是廠工就是漁工或看護,不可能來當神父,」神父無奈地說。 擔任政大外文中心越語講師的陳凰鳳也感到不解。她畢業於越南國立胡志明市大學法律系,還修了第二外語「中文」。由於家境好又打扮入時,嫁來台灣20幾年,早期有人跟她交談後,問「妳是香港人還是新加坡人?」當她回答「我是越南人」時,對方頓時接不下話,場面有些尷尬。「這種感覺確實不太舒服,」陳凰鳳說。 今年3月6日,高雄市長韓國瑜的一席話,至今還在移工圈發酵。當時他到工商協進會演講,有人建議引進英文教育普及的菲律賓白領階級,未料他回應「這恐怕對台灣人心理衝擊大,因為瑪麗亞怎麼變老師了?」高雄市府事後發聲明致歉。

但台灣長期將「瑪麗亞」當成菲傭代名詞,這三個字已有階級的含意。

嫁到台灣20幾年的菲律賓新住民黃姬媽說,從韓市長這句話,就知道台灣人對東南亞人的歧視。其實很多菲律賓移工都是大學畢業,「甚至有些真的是老師,韓國瑜說錯話了。」 台灣首位新住民立委林麗蟬2016年2月到立院報到時,很多人對其身分感到好奇。幾個月後,有立委跟她說,我很照顧你們那些「guā-lô」,他們來陳情我都有處理。「我知道沒有惡意,但連委員都這樣說,你覺得要不要改變,」她開始積極讓同僚認識什麼是新住民。 不管市井小民或政治人物,看待東南亞移工、外配的心態似乎大同小異。這幾年來,在人權團體呼籲下,台灣發起一波波正名運動,至少先從名稱上,拿掉歧視意味。「外勞」改成「移工」;「外籍新娘」改稱「外籍配偶」、再更名為「新住民」。但台灣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祕書長柯宇玲說,仍有5分的進步空間。

這些人渴望被社會接納,「尤其是外配,她們更希望『請叫我的名字』,這是邁出尊重的第一步。」

 

 

移工開始覺醒,自動發起撿垃圾活動

學者專家認為,台灣人對東南亞移工或外配的歧視,多出自於「不了解」,想破除偏見,最好先從認識移工開始,才能改變對新住民、新二代的看法。 去年3月,有移工開始覺醒了。來台多年的印尼看護工Pindy在臉書發起,週日到移工聚集的台中東協廣場、綠川沿岸一帶撿垃圾,不要讓台灣人認為他們很髒亂,沒想到竟然有來自不同國家的幾十位移工響應。 每一次,他們都會用印尼、越南話跟移工溝通,讓大家明白維持環境與形象的重要性。

台灣的移工也開始覺醒,他們自發性地組織在東協廣場附近撿垃圾,想用實際作為改變外界的看法。(中間戴白色頭巾者為Pindy)

Pindy說,「陸續也有其他移工在不同地方撿垃圾,只有自己先變好,別人才會尊敬你」

4年前,為改善移工缺乏教育機會、無法提昇技能的困境,以提供外勞教育訓練為使命的One-Forty(非營利組織)創辦人陳凱翔表示,他一開始接觸移工時,深受震撼,大大顛覆過去總是看到「移工打架、殺人」報導的印象。翻開警政署資料,台灣地區犯罪人口率是移工的3至4.5倍,去年每10萬名外勞有408人犯罪,全國卻有1137人犯罪。
 
 

拿掉有色眼鏡,他們跟我們一樣

「我跟他們長期相處後,發現撕去標籤、拿掉有色眼鏡,他們與我們並沒有不同,都有脆弱、有勇敢、有失落、有盼望,」陳凱翔說出認識彼此的重要性。

不管你接受與否,移工絕對不會從台灣消失。尤其政府4月3日又開放農業外勞,並給於回台投資企業,可增加聘雇10%的員額,顯見移工人數只會愈來愈多,很快會突破百萬大關。值得注意的是,東南亞移工已開始轉往加拿大、日、韓等地工作;當地女性也不再以嫁到台灣為最優選擇。 一位移工說,我們做你們不想做的工作,卻長期被酸言酸語,我們也會想是否不值得到台灣了。

在全球化趨勢下,台灣應重新認識移工與新住民,並思考如何善用移工與移民政策,以緩解少子、高齡化與勞動力短缺問題。讓他們成為社會的穩定力量,才是全民之福。   資料來源:遠見雜誌